2016年4月8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这一天，西安交通大学将迎来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双甲子校庆。观看了西安交大宣传片《百年薪火》，聆听了交大主要领导充满情感的相关情况介绍，参观了西安交大西迁纪念馆，阅读着那一组组令人惊讶、振奋的文字和数据：

“西安交通大学为我国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其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济、管理、文、法、哲、教育和艺术等10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现有全日制在校生30682人，来自86个生源国家的1992名外国留学生，教职工5561人，专任教师2861人，教授、副教授1700余人。蔡锷、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凌鸿勋、邹韬奋、陆定一、侯绍裘、钱学森、王安、田炳耕、江泽民等，为历届学子中的杰出代表。茅以升、吴有训、朱物华、张光斗、张维、吴文俊等200余位校友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迁校6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逾23万名毕业生。在教育部2012、2013年学科评估中，学校的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保持全国第一位，管理科学与工程并列第二，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理、电器工程位列第二，8个学科进入世界“基本科学指标”（ESI）排名前1%。学校现已建成34门国家精品课程，拥有8个国家级教学基地，9个国家级教学团队，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60项。2000年以来，本校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973计划”项目21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438项，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5项，并已与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5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入选首批‘中国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

我的心灵被震撼了！我为陕西有这样历史悠久的一流现代化大学而骄傲，也急切地想去寻找这辉煌业绩背后的故事……。

一般来说，师资、教学设备、图书馆并称为现代化大学的三大支柱。由于过去在文化部门工作时与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有不少联系的缘故以及对图书馆事业的情感，我把寻找百年学府辉煌故事的目标确定在西安交大图书馆。

2月下旬的一天，当我走进交大校园，一座高大的梯形建筑物远远的映入我的眼帘，看着那外观形似一层层书籍堆砌起来的梯形大厦，我想，这座设计独特的建筑似乎寓意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一定是图书馆了。近前一看，果然是“钱学森图书馆”，我要拜访的地方。

王元馆长、陈斌、强自力副馆长和办公室雒虹副主任和我进行了座谈，听着他们如数家珍般的介绍，翻阅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等资料，一个伴随着这所高等学府百余年历史的图书馆发展轨迹和动人故事映在了我的脑海中……

开创中国高校图书馆先河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前身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于上海的南洋公学藏书楼。那一年，中国近代洋务运动史上著名的实业家、52岁的盛宣怀，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机，深感培养人才“相需方殷，缓不济急”，继前一年在天津创办北洋中西学堂之后，又向上海当时最强的两大实业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募资筹款，在上海徐家汇开办了南洋公学，两所中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的屹立，为积贫积弱、饱受列强肆虐的中华大地带来了一丝曙光。几个月后，学校即开始根据专业需求，购置中西文图书，并沿习清代称谓，将置放图书的地方称为藏书楼，分为中文藏书楼和西文藏书楼两处，开展的主要业务就是图书的管理与流通。随即，由南洋公学第一任总理（校长）何嗣焜（眉孙）先生亲定的《南洋公学章程》第五款专门对藏书楼的管理作了规定，还制定了藏书与取（借）书的具体细则。据了解，这是我国建立最早的高等学府藏书楼之一，它比北京大学藏书楼早二年。藏书楼的建立和管理制度的出台，不仅继承了我国历史上建阁藏书的优良传统，而且体现了藏书楼在图书利用方面的重要作用，开创了我国高校藏书楼为教学服务以及藏书管理制度的先河。

藏书楼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学校培养人才奉献了20年时间。

在此期间，清光绪皇帝还为学校（时已更名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赐赠《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共计5044册，藏于学中院中文藏书楼之旁室内，旁室门上高悬《御书楼》之牌匾，成为学校图书馆镇馆之宝。《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其书字数有1亿6千万字，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三、四倍，被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称为“最大的百科全书”，它以其浩博而享誉海内外。

1916年，有学生建议采用募捐的办法建造一座图书馆大楼。当任校长唐文治先生，早有此宏愿，当即采纳学生的建议，第二年3月，学校就立即筹备图书馆募捐事宜。1917年4月8日，学校接到大总统黎元洪关于同意建设图书馆的令。随即于4月26日学校20周年庆典时,宣布了以募捐集资方式筹建图书馆大楼的决定，成立了以唐文治校长为首的、有知名校友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参加的“募捐筹建图书馆委员会”，议定了募捐简章，提出了募集6万银元的目标。 在校内，唐校长带头捐款1千元；在社会人士中捐款最多的是民族资本家荣宗锦、荣宗铨兄弟，捐款一万元；大总统黎元洪捐款1千元；国务总理段祺瑞捐款五百元；政府拨款30200元。在不到一年中，募集捐款5万余元。

一座建筑面积为2300平方米的图书馆的大楼终于在1918年2月20日开工，1919年10月10日举行落成典礼，国务院和交通部均派人到会祝贺。图书馆大楼落成后，藏书楼正式更名为图书馆，随即任命胡端行（粹士）为第一任馆长，并将原来收藏的中、西文书籍全部移入新馆舍内。1920年春新馆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但因此图书馆大楼未经专家设计，且因当时经费所限，规模狭小，不利于消防，馆藏与借阅不便，遂在1932年9月，时任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杜定友建议添建书库。于是由前校长及校友孙科、吴敬恒、蔡元培、叶恭绰、张元济、唐文治等68人于1934年再次发起募建书库的义举。经过8个月的努力募得13792元。 随即讨论通过了书库建筑图样及招标广告，并确定募捐活动继续。书库于1935年5月30日破土动工，至1936年春，一个全部用钢制书架可藏书20万册的新书库建成，并付诸使用。这一义举，共收入18670元，书库及书架总造价18241元，收支相抵尚余429元。新书库的建成，使图书馆参考室、阅览室的座位增加将近一倍，师生来馆借阅人数大为增加。

战火阻挡不住图书馆奋进的步伐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面对侵略者的铁蹄，图书馆人仍然设法工作着……。

黎照寰校长于8月1日面谕图书馆查修主任：“以非常时期，馆中要务应妥筹办理，……一切重要文件及图书均迁出校外妥存”。当时距上海战争的爆发尚有半月时间。图书馆根据1932年“12.8”淞沪抗战时搬书的经验，将重要图书迁至当时的法租界贝当路715号及福履理路747号汽车间妥为保存；后又迁大量图书至海格路911号储藏。即至11月30 日日军侵占学校徐家汇校舍时，全部图书已经迁出。

1937年—1938学年第一学期开学时，为解决师生急需的图书，在查修主任的领导下，图书馆又将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应用技术类图书及重要杂志搬至震旦大学新厦西五楼，布置临时书库，尽可能设法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在不能整批订购图书的战争状况下，坚持零星购买和接受捐赠图书， 以尽可能满足教学和培养学生的需要。这个时期，馆内藏中文书65900册，外文书16649册，共计82549册，约值国币301790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了上海包括法租界在内的各个租界。法租界内的交通大学亦被日寇占领。1942年8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法租界内的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图书馆主任查修等不少教授、学者愤而辞职离校。汪伪政权重新任命了校长、馆长，但慑于爱国师生的抵制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对于学校的人事、行政均未敢作大的变动。教学照旧进行，图书馆照常开放。

1942年8月8日，交通大学由沪迁渝，在九龙坡建成总校，设立了图书馆。之前两年在重庆小龙坎创办的交通大学分校，在经费短缺和采购困难的情况下，也靠校友捐赠建有图书室。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抗日战争胜利。10月起，渝校师生分三批复员上海。渝地图书室全体同仁在章景璆主任的领导下，克服水路交通异常紧张的情况，经过半年的准备，不辞劳苦，千里跋涉，翻越秦岭，由陆路将图书搬运回上海徐家汇校舍。当时仅有的4名工作人员早作晚息，加班加点，对原有目录卡片进行排次、校订、核对、补充。到1947年底全馆增至11人后，恢复全部开放。此后不但工作人员有所增加，馆藏图书也略有发展，到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计藏中文图书79000余册，外文图书25000余册，中西文合计104000册。

新曙光中的图书馆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交通大学开始谱写新的乐章。

6月15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唐守愚为军代表，负责接管交通大学。7月29日，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令吴有训、陈石英为校务委员，吴有训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一职。他特别重视图书馆工作， 先后三次下令拨电费余款、教学经费余款、重点设备费计4040万元（旧人民币）给图书馆，用以补充书刊，增添图书馆设备。

这时的图书馆是学校教务处属下的一个部门，其主任一职仍由那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英文副教授章景璆女士兼任，她成为新中国交通大学首任图书馆主任。在全面的接管清点工作中，她组织由141名学生组成的三个分队和一个直属小队， 以图书清册为依据，对清册上列有的藏书共计107083册，按册进行了点数。之后，开展了抗战期间上海、重庆两地借出书籍的催还、向离职教职员索还所借图书以及换领借书证、接管西文、中文编目等工作。一年后，校务委员会通过组织图书馆委员会的议案，并决定图书委员会由教务长、三院院长、图书馆主任等十三人和两名学生组成，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规。

随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广大师生对图书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图书馆延长了开放时间，改善了借阅手续，每月接待读者约两万人次，阅览书籍约一万册次。

图书馆那座占地面积1,012,336平方尺的罗马式三层建筑，在解放初的全国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已注意到了消防问题。

1952年后，按照高教部部署，随着院系调整，向理工专业方向发展，图书馆也随之进行了图书调整。陆续将古籍线装书、土木、化工、航空、纺织、水利、工业管理等诸多系科的图书与期刊调出。三年间，随着系科外调，先后调拨图书16次，调出图书、期刊计107,530册。同时，又调进图书19,663册。

大量社会科学图书调出后，交通大学图书馆开始向以机械、电机、动力等理工类的方向发展了。之后四年中共补充书刊149663册，图书馆藏书总数达到189681册，比1949年增长66.81%，而1956年的投资金额比1949年增长更快，这对学校的发展和教学及科研都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西迁中的图书馆

1956年春夏，国家对各高校进行调整。为了支援西北，特别是为了把交大的发展与新的工业联系在一起，根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图书馆亦随之动迁。

在当时条件下，图书馆的搬迁是一项极其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其图书、设备、物资数量大，工作要求高，而人力、物力和运输方面，尤其是房屋和干部方面却都存在一定的困难，还有部分同志存在不同程度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

面对这些问题，图书馆根据学校总的迁校要求和本馆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经常，保证迁校”的原则，对图书馆的搬迁工作做了具体规划和严密的组织实施。

在“图书馆迁校工作组”的率领下，搬迁工作分二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将基础课及技术基础课的教学用书刊运至西安；第二阶段，再将所余书刊全部迁往西安。为保证搬迁任务的顺利完成，图书馆对干部进行了认真的思想动员，教育干部艰苦奋斗，增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支援大西北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对确有具体困难的同志，合理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从这年4月开始，经过清点、登记、装箱，启运，6万册图书相继在9月从上海抵达西安。当时学校正在建设中，到处是机器轰鸣和尘土飞扬。首批运来的图书只能先堆放在临时搭建的草棚仓库内。为迎接迁校后的第一个学期的开学，第一批随迁抵达的图书馆九名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开箱上架，终于在10月下旬，借用教室、实验室的图书馆的借书处、阅览室就正式向读者开放了。

截止1957年10月31日止，经过一年半时间，搬迁工作终于顺利完成。搬迁到西安的图书总计22.6万余册（其中中文图书13.1万余册，西文图书3.6万余册，俄文图书5.8万余册），迁到西安的各种期刊合订本5.1万余册。迁至西安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分两批共有20人。这次图书馆内迁西安的工作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动迁，其规模是空前的，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在新校区图书馆尚未建成、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图书馆人硬是凭着“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打开了图书馆工作的新局面。

据在馆工作过45年的老馆员董敬贤回忆：当时从上海迁来的20多万册图书，占总藏书量的92%，还有一套照相复制设备，缩微阅读机和10余台中外文打字机。办公桌、目录柜、阅览桌椅和木书架也都是上海搬来的，加上西安动力学院合并后调过来的家具，凑合着差不多够用了。只是书库需要的近400个书架没有着落，原来上海书库的书架是铸铁固定书架无法拆迁。图书不能上架就不能开放，很急人。这时，不知哪位领导灵机一动，出了一个“高招”，利用已经开箱的大批废木箱，拆成一块块板子，拼凑钉成临时书架，应付急用。这种木板都是毛坯，仅在一面粗粗地刨一下，另一面和四面全是竖起的毛刺。这下可苦了我们书库工作人员，每天大量图书的上架下架，一不留神毛刺就扎在手上，痛切心肺！戴手套也不管用，不消几天手套上密密麻麻扎满了毛刺，想戴也戴不成了。这批带刺书架，在图书馆大楼（老馆）1961年落成后，又搬迁到共5层总面积2200平方米的总书库内继续使用，数量不够，如法炮制，上上下下总数达1000个之多。直到1980年更换钢书架时才全部拆除。前后“临时”了25年之久！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阻挡住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热情。

从馆领导到每一名工作人员，始终把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全校师生服务放在本职工作的首位，想方设法满足读者需求。馆里组织全体人员加班突击改编图书，把来自各校，原来采用五花八门分类法的图书，改编成一种文种统一使用一种分类法。同时，延长开放时间，率先实行开架借阅方式，在东门口和学生区增设借书点，到各大系指导帮助建立系资料室，编制新书目，分发到班级和教研室，为下厂师生送书上门，将所到图书装在自制的木板车上去学生区巡回展出，老教授电话预约，送书到家等等。这种不计报酬、全心服务的精神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图书馆多次受到校领导的表扬，被评为学校的先进集体。

西迁精神鼓舞着图书馆人继续前行！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交通大学从分设西安、上海两个部分到分别独立成为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随着西安动力学院撤销，将该院图书馆全部藏书和工作人员并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图书馆；随着将西北工学院的采矿系、纺织系和西北农学院的水利土壤改良专业并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同时，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以及青岛工学院的有关系科专业藏书调入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图书馆，在丰富馆藏的同时也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新的艰巨任务。

但西迁精神始终激励图书馆人认真履行职责，在平凡中显示出不平凡！

迁校并校后的图书馆，全面修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细则并编印成册，开辟了学生中文开架书库，设置了教师参考室、学生参考室、期刊报纸阅览室和普通阅览室，编制了馆藏科技期刊目录及外文科技期刊分类索引目录以及热能学、电能学、水能学、风能学、原子能学及应用动力学等六个专题目录，随时发送至系、教研室，密切地配合了教学与科研的需要。

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图书馆成为西安地区中心图书馆成员馆，积极地参加了西安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化建设。工作人员由上海迁来的20人迅速增至35人。图书馆的藏书，至1958年6月底，也迅速增至45.4万册。收藏期刊37000余册（合订本），为新中国建立前的十倍。图书馆使用面积为3677.36平方米，为建国初的三倍。

图书馆的工作方法也很独特。1958年春，根据需要，图书馆要从西二楼搬到中心楼的东头。为了完成迁移任务，图书馆发动了2746位学生排成一条龙，传递书刊，共用5天时间完成了这次搬迁工作。1961年，当一座建筑面积11189平方米的“山”字型新图书馆大楼在校园中心地带矗立而起后，图书馆又采用流水作业的方法，组织5600名学生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主要书库书刊的集中搬运。这座新图书馆大楼，是在当时的校长彭康主持下建成的。他对图书馆工作十分重视，把图书馆看作办好大学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认为高水平的大学，必须有一个高水平的图书馆。这座新图书馆大楼，其馆舍规模居当时国内高校图书馆之首，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图书馆，曾是当时西安市五大特色建筑之一。当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李达上将、西安市市长时逸之的陪同下来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参观后，情不自禁地对人们讲：“这是一座亚洲一流的图书馆”，使交大人为拥有这座新馆大楼而感到自豪。

钱学森图书馆的命名

钱学森是拥有众多国际奖项、享誉世界的我国杰出科学家，是交通大学1934年毕业的老校友，新中国建立时，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毅然返回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他为发展我国火箭、导弹以及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世人称颂。据有关资料介绍，交通大学是钱学森走上科学道路的起点，他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毕业后，他在杭州飞机制造厂实习期间，还给机械工程学院胡端行院长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1956年回国当月就两次踏访交大故园，与彭康校长、陈石英副校长以及老师同学们欢聚一堂。他高度关注随之而来的交大西迁，1957年3月写信给彭康校长表示：“我的最高愿望是明年能到西安去参观母校新址！”这年6月，当听说迁校面临一些争议，一些师生希望他表态时，他回信说，迁校问题已经得到党和政府高级领导的注意，做了深入分析和全面的研究，现在也还在听取各方面意见。所以我相信，所作出的决定是明智的，我们应该服从并支持这样的决定。1959年9月19日，在迁校工作结束之际，他专程到西安交大新校园进行了实地考察。钱学森与图书馆也有着不解之缘：他从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中学起，就喜欢上了图书馆，从图书馆的藏书中知道了科学伟人爱因斯坦和革命伟人列宁。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后，学校图书馆那座红楼更是他每天必去的地方。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和任教期间，图书馆更是他的第二课堂和研究阵地。他曾撰文说：“图书馆对我的教育成长和科学工作有极大的推动和帮助作用，我不能忘记图书馆和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因此我希望全社会都来重视图书馆事业。”

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1993年时，这时的西安交大图书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各项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筑面积18，005平方米新图书馆大楼于1990年初落成，与老馆背向联接，使得图书馆的总面积达到29，194平方米，藏书可达300万册，阅览座位2850席，大大改善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条件。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系统投入运行，图书馆自动化服务顺利推进。制定“211”工程规划，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图书馆目标迈进已成为图书馆新的奋斗目标。

在此大背景下，学校领导考虑到用钱学森的名字命名图书馆，并在馆内创办钱学森业绩展室，可以以钱学森校友为榜样，激励和鼓舞广大师生，也可以使图书馆更有特色。于是在这年的12月致信钱老，说明以他的名字命名图书馆的意愿。钱学森很快回信婉拒此议，希望“务肯作罢，另用别的方案”。此后，学校领导再次去信进一步说明命名的意义，又经有关方面做工作，钱老才终于同意了。

199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经请示中央，复函西安交通大学，同意命名西安交大图书馆为钱学森图书馆。复函说：“以钱学森同志的名字命名图书馆，体现了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可以激励和鼓舞广大师生以钱学森同志为榜样，忠于祖国，热爱科学，服务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199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钱学森图书馆题写了馆名。1996年3月，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为钱学森业绩展室题词：“向钱学森同志学习，科界楷模，民族英雄”。

“钱学森业绩展室”的筹建，得到校友和钱学森工作过的部门的热烈响应，1995年10月，校友、香港东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瑞华先生捐人民币12万元，树立钱学林铜像及筹建钱学森业绩展室。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赠送火箭模型4枚，人民币10万元。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二研究院赠送导弹模型1枚，人民币5万元。中科院力学研究所赠送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期间的论文手稿10种，这些珍贵的文献是钱学森的好友法兰克·E·马布尔教授收集整理，并一直精心保存着，1993年运回了中国。新华社、人民日报及钱学森之妹钱学敏提供钱学森珍贵照片60余帧。西安交大档案馆提供了钱学森在交大读书时的成绩单、试卷及参加文艺社团的名单等。展室内还陈列了钱学森大部分专著、论文和有关新闻报道。钱学森业绩展室于1996年4月8日正式对外开放。

西安交大钱学森图书馆命名仪式于1996年4月8日上午在图书馆前隆重举行。 钱学森在题为《图书馆与钱学森》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因不能来参加母校的百年校庆和钱学森图书馆的揭幕庆典，只好写这个书面发言，以表达我这个老校友的衷心祝贺！”“预祝西安交大的钱学森图书馆越办越好，为广大师生提供更多更丰富的有用知识和精神食粮。”

西安交大钱学森图书馆掀开了新的一页。

从传统服务到搭乘现代化快车精细服务

现代图书馆的核心任务就是把丰富的文献资源提供给读者。120年来，交通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从最初的3000册发展到511万册（件），报刊10089种，现刊4006种，引进国内外电子资源105个平台近300个子库，中外文全文电子期刊46599种，电子图书1294691种（据2014年底统计），形成了理、工、管、文相结合的多学科文献信息资源体系。读者服务已从最初的闭架借阅的简陋被动式，发展到今天的自动化、全方位、研究型、开放型的新格局。

南洋公学的藏书楼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当时开展的主要业务就是图书的管理与流通，尚没有完整的目录体系和分类方法，主要采用将书籍分别门类，编写总目录后按次序存藏。对图书的保护也放在重要的地位加以明文规定。如：“每日通风”、“挨橱摊晒”、“虫鼠伤损”等细节，均有严格制度。书库实行闭架借阅， 由管理人员照登取书薄，开橱取付。”出借之书，“如任意磨擦或油污……须认修整之费，倘毁坏残缺，应照全部价赔偿”。

学校图书馆的分类编目工作从1919年2月开始，历时半年，在图书馆大楼落成、藏书楼正式更名为图书馆之前完成的。1920年春新馆正式开馆后，即分设中文、西文两部。图书分类方法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的。西文部参照“杜威氏十进法”进行分类沿用至1965年4月共46年，中文部参照“四库书目”及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进行分类沿用至1973年6月共76年。

图书编目均采用卡片目录，1923年9月刊印了第一本西文书目，为学校图书馆编印书目之始。1927年10月，开始筹备“中文图书目录”的编印，至1934年初共编印中文书目3辑，著录图书36380册；编印西文书目6辑，著录图书7394册。于1935年汇集刊印，校长黎照寰亲自为书目撰写序言。

抗战八年期间，图书馆只能在不断地迁徙中设法为师生提供借阅服务。

新中国的诞生为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1954年学校图书馆开展馆际图书互借业务， 与上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建立了互借关系。1955年春，设立了画廊，展览图片和新书，还筹建了参考咨询组、照相部，为读者复制资料。当年公布的图书馆职责范围更加强调了图书馆要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服务的宗旨。

西迁并校后的图书馆，全面修订了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细则 ，开辟了学生中文开架书库， 学生可以自行入库选书，加速了图书的流通。借书量由原来每日1900册左右，达到开架后每天3900册左右。图书馆还发挥馆藏书刊资料在学校科研攻关中的作用，电子计算教研组与数学教研组制成的国内第一台“数字积分机”，就是由于受到馆藏俄文期刊“自动控制与计算技术”中内容的启发和帮助而研制成功的。为了帮助读者利用馆藏文献资料，图书馆还举行“介绍查阅文献方法”的报告会，沟通图书馆与学生的关系，建立“主要读者登记卡”，加强图书馆与学生读者的联系，从而使图书馆在读者服务工作方面迈上新台阶。

而图书馆真正搭上现代科技快车的时间是在1984年初。那一年，经过二年的自行研制，“西文图书采编系统”和“书目检索系统”投入使用。这项成果被列为全国图书系统微机应用成果推广项目。四年后，“中文图书编目系统”、“图书流通管理系统”、 “期刊联合目录系统”、“光盘检索系统”、“缩微制作、还原与检索系统”也先后投入了使用。其中“图书流通管理系统” 被省高教局主持的技术鉴定委员会认为是国内少数几个有成效的系统之一，在西北尚属首创，其投入少，功能全、效益高，在国内研制的流通系统中处领先地位，是近几年来微机应用的一项有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

1992年，图书馆承担的由国家教委下达的“面向中小型图书馆的通用集成系统”研制完成，通过鉴定。至此，图书馆先后在流通、采购、编目建立了三个管理子系统，并实行联网，这样就形成一个图书馆集成管理网络的原型。接着，这一系统又扩展到期刊管理、书目检索以及行政管理。

这一年末，图书馆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与准备，实现了外借书库70余万册图书全部开架借阅、计算机管理。全校近两万名读者均自行入库选书，这同昔日闭架管理相比，图书流通率提高21%，丢失率在7‰以下。

图书馆流通部全面采用计算机管理后，完全改变了过去传统的工作模式，其业务人员由原来25人减至18人，而外借量却大幅度上升，由过去手工外借方式的每年28万册次上升至52万册次，藏书利用率显著提高。

图书馆的这套“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系统”后来还被陕西四所高校图书馆移植使用，从而推动了地区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发展。

这一年，图书馆还开通了国际联机检索，可以随时检索美国著名数据公司DIALOG的500多个数据库。

这年11月，国家教委决定在12所委属高校图书馆设立第一批“高等学校科技项目咨询及成果查新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是首批科技查新中心之一。

1993年，西安交大图书馆又建立了光盘网络系统，从而形成了馆内信息（书目数据库、电子文献数据库和外文现刊目录数据库）、国内信息（中国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高教信息库和专利公报等）、国际信息（国际际联机与光盘检索系统）的复合型信息网络，为开展信息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1994年，图书馆计算机集成系统进入校园网，并与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Internet网连接，校园网用户均可访问图书，西安市各高校图书馆也可在远程终端检索交大图书馆的九个文献信息数据库。

1995年7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西北中心”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挂牌建立，成为西安交大图书馆步入信息社会，开展信息服务的重要的基础设施。

同时，“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西北网控中心”演示厅也在新馆Ⅰ段三楼建成。演示厅的计算机终端，可以随时查询本馆、本校、国内高校以及国外的各种信息。演示内容可投影于大屏幕上，图文清晰，适于二百人同时观看。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还适时地引进了光盘、声像、多媒体等新型信息载体，以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多媒体技术是将声音、图像、文字集于一体，实现视、听一体化，使信息更加形象、直观、易于接受。1995年４月下旬，图书馆多媒体阅览室这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教学设施终于建成，并对全校研究生开放。这是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继清华大学之后，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建成的、也是西北地区的首家多媒体阅览室。它的建立标志着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已跨入了最先进的现代化行列。

多媒体阅览室向读者开放后座位天天爆满，人人争睹为快，

许多新闻媒介给予了广泛的宣传报道，很快就吸引了一批批省内外人员纷纷前来参观。据不完全统计，半年时间里，前来参观这一新技术应用的人员就达85批，852人次。其中国外7批（26个国家）57人次，包括法兰西共和国核安全局局长拉克斯特，法国里尔大学校长以及亚、非、拉美二十二个国家的青年代表等。充分显示出新技术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强势效应。

随着西安交大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图书馆于1996年7月制订了“西安交通大学《211工程》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项目论证报告”，提出了到2000年，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保障率和自动化管理信息系统水平处于国内高校前列，并接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经过二年多的努力，完成了“211工程”项目：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流通、查询和期刊全文检索系统全面投入运行，向师生开放，从而实现了图书馆全面自动化管理；提供了24小时开放服务，用户可通过网络进行书目检索、查询借阅信息、向图书馆预约和续借图书、联机光盘检索等；建立了电子期刊全文阅览室和学生电子阅览室，可向用户提供联机阅读、视频点播、音像、多媒体阅读等；可开展网上信息发布、网上虚拟咨询、文献传递；可主动向有关重点学科和有关教授提供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内外研究动态，帮助其进行科研立项、选题、科技查新；可利用网络进行人员培训；同时，为西北地区建立文献信息中心准备好了技术和设备条件。在教育部和国家CALIS管理中心的资助和支持下，就能在全国实现资源共享。

从1999年9月起，学校将图书馆现代化建设列入学校“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建设项目之中，其建设目标是：到2001年，图书馆对本校重点学科的文献保障率达到90%以上，文献保障和自动化管理水平处于国内一流水平，并接近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具有西北地区和本校特色的现代化文献信息中心。经过努力，“行动计划”建设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引进了国内大多数数据库和国外权威性数据库，使中文电子期刊的品种达到8000多种，外文电子期刊品种达6000多种；中外图书购置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年进书量达到4.5万册，进一步丰富了馆藏，对重点学科的文献保障率提高到90%以上。通过图书馆网络升级、信息接点增加、Innopac系统功能和使用范围的扩大及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保证了全校师生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用户随时可在网上查询、阅览、预约和续借。每天访问图书馆主页的用户达2369人次，加上每天进馆的读者5400多人，每天接近8000人次利用图书馆；实现了西安交大、医学院、财院合并后三校区图书馆利用校园网联通，在同一个计算机集成系统上实现通查、通借、通还。电子资源的利用范围也扩大到西校区。

精细、便捷的现代化读者服务在一流高等学府的创建中增添了独特风采！。

从放眼世界到主办国际会议谱新篇

南洋公学在起步伊始，就放眼世界，把培养造就中西兼长的高等专门人才作为办学目标。1907年，被誉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颗巨星”的唐文治成为南洋公学的掌门人后，面对中国工业科技教育极端贫弱、实业发展极端落后、饱受列强肆虐的现状，他即着手调整学校学科发展方向，开办铁路、电机、航海等专业。他下功夫学习借鉴西方大学办学经验，从海外名校中延揽教师，安排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购进成套的教科书。办出了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所工业大学，享有“东方MIT”的美誉。他的平生志向就是“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他曾经盛赞牛津大学“名儒名相都出其中”，期盼自己所在的学校也能够有一天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也正是120年来西安交通大学的使命和愿景，全校上下从过去到现在都为之而不懈地努力着。作为高等学府重要的支撑部门，图书馆及图书馆人更是为之而奋斗着……

1900年，南洋公学上院建成时，即分别设置了中文藏书楼和西文藏书楼，虽然当时3000多册藏书中，西文图书仅有几十册，但它已说明，在图书资源的建设上，已有了世界眼光。尤其是1906年学校确定以工科为办学方向，并仿照欧美学制开设课程后，西文图书快速增加。据《西安交大图书馆史》记载的数据反映：外文图书基本占馆总藏书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有的时期达到二分之一。如，1916年的6000余册藏书中，西文图书有2000余册；1920年79种杂志中，英文杂志有56种。1947年中文书有53387册，西文书31207册，中文刊970种，西文刊462种，中文杂志1500种，西文杂志814种；1958年订购中文现刊2501种， 外文2077种；1963年馆藏书刊中，中文书刊占总藏量的64.4%，外文书刊占总藏量的35.6%。到19 85年底，累计藏书138万册，中文现刊2088种，外文现刊2294种。

图书馆还十分重视收藏反映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原版书刊，有15种百年以上历史的世界著名期刊，从创刊号迄今连续收藏。同时还收藏有大量的科技报告、学位论文、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专利文献和视听、缩微资料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图书馆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16个国家和地区的48个学术机构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

值得记述的是1988年9月8日至11日西安交通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大学、日本金泽工业大学联合举办的“1988年图书馆新技术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 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日本、泰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的100余位图书馆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会议期间，与会人员交流在图书馆新技术应用方面的成就、思想和经验，并请16位著名学者作了特邀报告。在国际学术会议召开前，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会议文集一册，收入了103位作者的74篇学术报告和论文。文集涉及图书馆新技术应用的许多方面，包括数据存储、计算机应用、图书馆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等。这些报告和论文内容丰富、思想新颖、写作认真，是与会专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次由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成功主办的国际会议在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历史上谱写了新的一页，这也是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图书馆会议。会议既交流了经验，增进了友谊，加强了合作，又提高了西安交大图书馆的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不可忘却的图书馆杰出前辈

图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西安交通大学120年的风雨兼程、辉煌前行中，图书馆始终像一盏明灯，为莘莘学子点亮通往知识高峰的攀登之路。“在梳理、讲述图书馆百年历程的故事里，有几位对图书馆有特殊贡献和学术影响的前辈是一定要入册的。”强自力副馆长深情地对我说……

胡端行（1888—1946）：江苏太仓沙溪人，原名殿楷，号粹士。因在南洋公学就读时受到唐文治校长的教诲，遂改名端行。1913年，25岁的他在学校（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气机械科毕业。因学习期间，品学皆优，为学校监督（即校长）唐文治器重，特嘉奖拔擢，并请部派留学美国奇异电机厂实习三年，获美国瓦海瓦（今译为俄亥俄）大学电工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学养益臻完善。先在海门中学执教一年，后又到上海宝成第二纱厂任主任工程师。1918年他回母校工作，被聘为校图书馆董事会董事和校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在任五年中，他为新建图书馆的起步、规范、，发展作了诸多开创性工作，因工作突出，受到了交通部的嘉奖。这一段的工作在学校图书馆历史上、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后来，他奉交通部令，参加接收青岛胶济铁路，又受聘回家乡太仓县办学。1928年复回母校任注册主任、校长秘书兼课程、演讲、设备三委员会秘书，又兼任图书委员会委员直至1941年。1931年，日寇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发生后，胡端行被推选为上海市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交大分会执行委员兼其会总务组主任，为抗日救国而竭尽全力。1932年6月以后，一直担任校长秘书兼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教务长 ，机械工程学院改机械系后，他即任机械系系主任。1937年，太仓沦陷，驻太仓日军曾要挟他回太仓主持县政，遭到拒绝，他随交通大学沪校迁入法租界。胡端行一生尽瘁教育，诲人不倦，桃李门墙遍布全国。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即是机械工程学院毕业，是胡端行的得意门生，与胡公曾有书信往来，以尽师生之谊。抗战胜利后，胡端行闻其子在缅甸前线殉职，十分悲愤，促使喉结核病发作，医治无效，于1946年逝世，时年59岁。

钱丰格（1899—1989）：浙江杭州人， 是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第一位女馆长。她曾在美国杜克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仅用两年半时间，就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四年大学的课程，又以一年半时间完成了需两年时间的硕士课程，在著名的康乃尔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8年8月—1929年7月，她在学校图书馆任主任期间， 曾邀请学校住校各教授夫人聚餐，以资联络其眷属，实为一创举。1947年2 月她第二次留学美国四年半时间，在美国杜克大学进修和在密昔根大学半工半读，攻读图书馆学。1952年2月她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图书馆担任副主任之职。1964年，任上海市第四届政协委员。1970年9月，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图书馆退休。钱丰格女士热爱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回国后，她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是一位上海知名的图书馆专家。她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工作细则，抓紧采访、编目和参考部门，建立有科学特色的藏书体系。她积极提倡读者至高无上的精神，告诫工作人员熟悉业务，熟悉外语，为图书馆事业造就了一批人才。钱丰格女士的品质和精神境界亦是很高尚的。她一生未婚，无子女。她在交给党组织的遗嘱中写到：“申请将遗体作标本，供医科学生解剖学习。一切丧礼希望免除，骨灰可作试验田使用。” 1989年3月24日钱女士逝世，享年九十岁。

杜定友（1898—1967）：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之一。祖籍广东南海西樵大果村,1898年1月7日，出生在上海四马路美昌照相店里。他先后考入交通大学附小和附中就读。1918年5月，中学毕业时，因品学兼优、热心公益、有管理才能，经学校图书馆董事会提议，校长唐文治选定，派其赴菲律宾大学公费留学攻读图书馆专业，以备已开始动工的学校图书馆落成之用。在当时，虽然西方图书馆观念已在中国广泛传播，新式图书馆亦已逐渐设立，但是，国人对于图书馆学还是很陌生，很少有人知道图书馆学为何学问。杜定友虽然沉浸在即将出国留学的喜悦中，但对出国所学亦茫然不知。他询问专程从汉口赶来上海送行的母亲，学图书馆学好不好？母亲答曰：“只要用心去学，行行出状元”，一句话坚定了杜定友学习图书馆学的信念。1921年5月，他用三年时间修完四年的课程，提前毕业离开菲律宾大学回国。在菲上学期间，被授菲律宾大学文学、教育和图书馆三个学士学位。据杜定友的女儿杜燕在《慈父杜定友回忆录》中讲：“父亲在国外，可称华侨中的一个小小的'‘红人’，桂领事也很器重他，本拟呈外交部列为正式外交人员，但父亲因坚决要回国从事图书馆事而敬谢厚意”。回国后，他受聘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兼广东省图书馆馆长。1923年6月，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24年6月，他创办了上海图书馆协会并任其委员长。1925年1月，他回母校任交通部南洋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专职中文书籍的分类编目。同年9月，他兼任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系主任。1927年3月，他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编目部主任。1929年8月，他被母校聘为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图书馆主任。他上任之初，即提出“图书馆整理计划进行方针”，并锐意整顿，使馆面貌焕然一新。后又编印《35年来之中国科学书目》，提出添建募建新书库的计划，在各界捐款支持下，建成一个书架全部用钢材料制成的“钢铁书库”，使交通大学图书馆得到迅速发展。他还在图书馆中建立了一个“南洋史料室”，收藏所有关于本校的史料，如，历任校长和历届毕业生的照片，校际交流、校刊、校友著述等资料，约数千件。激发了师生的爱校之情。1935年，他还在上海创办了一所上海图书馆专门学校，培养了很多图书馆人才。1936年7月，杜定友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1940年，受聘负责恢复广东省立图书馆。1946年，又兼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长。解放后，先后担任广东人民图书馆馆长、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广东图书馆学会会长等职。杜定友1958年9月退休。1967年3月13日在广州逝世，享年七十岁。

杜定友终生从事图书馆事业。他对图书馆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深切的爱。他曾说：“这二十年来，我为了这可爱的书，可爱的读者，我不忍离开他们。”“我个人学无所成，但望每天到图书馆来的读者，都有所获益。在千百万读者之中，能有一二杰出之士，有以造福人群，则我愿以‘无名英雄’自居”。八年抗战，他为保护图书而奔波千里，战后又四处奔走，收集图书。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人钦佩。他对图书馆事业的献身精神是留给我国图书馆界的宝贵财富。

在我国图书馆界，杜定友业绩突出，一生共撰写图书86种（其中正式发表55种），论文512篇（正式发表320篇），总共600余万字。这在同行中，当首屈一指。其著述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到图书馆学的各个领域。其学术思想包括图书馆学理论、图书分类学、检字法的研究几个方面。解放后，他特别重视地方文献工作。他编辑的西沙、南沙群岛资料，香港史料，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作出了特有的贡献。杜定友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组织与管理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杜定友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是息息相通的，他被我国图书馆界喻为“南杜北刘”（即南方杜定友，北方刘国钧），被国外专家亦比作“中西两杜”（即中国杜定友，西方杜威）。这也让交大图书馆人深感骄傲。

查修（1901—1990）：安徽省黟县人，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公认的图书馆学家之一。他20岁时入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学习。1922年6月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任中文编目股股长。他在清华工作的五年半时间里，开始了图书馆学的学术生涯。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编制中文书籍目录的几个方法》一文。荣任全国最早的地方性图书馆联合团体——北京图书馆协会书记直止出国。此间，他深入研究了外国图书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并发表了评论文章《中文书籍分类法商榷》一文。其后，他又着手编制中国图书分类法，他编的《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于1925年由清华大学图书馆印行。这部分类法为当时一些图书馆所采用，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分类法之一，其在中国图书分类法发展史上亦有着重要的地位。1928年，查修去美国意利诺大学留学并在该校图书馆兼任编目员。一年后获意利诺大学图书馆学士学位，二年后获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五年后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查修回母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一年，又在上海真如国立暨南大学担任教授和图书馆主任近两年。1936年7月10日，查公应聘为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带领全馆同仁将所有藏书转移至法租界内，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向读者开放。在任图书馆主任期间，他非常重视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说：“研究图书馆学的很感觉缺乏，……在美国，普通图书馆里，一个装订的人多半都图书馆专校里面出来的装订专家呢！”他到任后，即从武昌文华毕业生中聘任了林斯德等几位图书馆专业人员，为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期间，查修被聘为国民党系统办的抗日报纸—《中美日报》第二任总编辑，并在其上发表不少抗日之文章。1941年12月9日，日军占领法租界内交大校区。1942年8月，交通大学亦被汪伪政权接管，查公不愿偷生而愤然离去为美军当翻译。抗战胜利后，查公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任秘书、外交使等职近二十年， 1966年到美国纽约市图书馆工作五年。1972年退休，住纽约市内。中美建交之前，曾通过加拿大政府申请回国，但未获批准。后因健康原因，回国之事未能成行，于1990年下半年在纽约去世，终年九十岁。

章景璆（1905—1977）：江苏江阴人，是一位在交大图书馆任职六年三个月期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三个历史时期，为校图书馆的历史转变作出特有贡献的女馆长。章景璆24岁时赴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攻读钢琴专业，兼学文学。1933年回国后从事钢琴教学。 1945年8月1日，章景璆受聘任交通大学英文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之职。到任后，章景璆依其英文优势，迅速进入西文图书的整理和编目工作。抗战胜利后，重庆交大复员上海。因水路紧张，她随部分人员跋山涉水，翻越秦岭，受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辛万苦，由陆路乘火车抵达上海。抵达上海后，章景璆又组织人力把抗战期间暂存在法租界震旦大学内的书籍转搬回徐家汇校舍。她在自述文章中这样记道：“我亲自领了员工一起搬，当时我体力强，不怕烈日当头，一天从震旦到交大，来回几次，不感劳累。”图书搬运完成，便进行全面的整理和即时的开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章景璆又被聘为新中国交大第一位图书馆主任。两年半后，因交大英文课改设俄文，章景璆一家调赴华东师大任教。1956年，院系调整，成立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今中国音乐学院），章景璆即刻调入任教。1959年1月，因照顾重病丈夫，章景璆提前退休。1977年1月8日，章女士因病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72岁。

从南洋大学的藏书楼到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曾有19位馆长21位副馆长尽心履职，509位（据12013年统计）员工为这所具有120年历史的图书馆工作过。百余年来，这支优秀团队坚持学校“兴学强国、艰苦创业、崇德尚实、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不断锤炼队伍，加强专业训练，严格制度管理，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学术水平，不仅为西安交通大学步入我国一流高等学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展望未来，馆领导介绍说，围绕学校十二次党代会所确定“大师名流荟萃，莘莘学子神往，栋梁之才辈出，国际影响显著”的发展愿景，图书馆“十三五”的奋斗目标是：以建设一流大学图书馆为动力，通过文献资源建设、服务平台建设、馆藏布局调整、创新性服务及人才队伍建设，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建成学校的学习中心、交流中心、文化中心，进而“重塑图书馆在大学的中心地位”。这既是我们的愿景，更是我们的使命。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您是我国一流高等学府的一盏明灯！祝愿您在强国兴教的航程中更加熠熠生辉！